孔飞力｜近代时限：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衰落与挣扎

孔飞力勿食我黍 2021-12-25

作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

美国汉学家，曾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当作仅仅是抽象概念的游戏而予以搁置，因为它涉及我们的认识的最基本部分：我们对所研究时期的特征的认定，我们对历史动力的识别。19世纪初期，已经衰弱的王朝面临以好战的西方扩张主义形式出现的新的激烈挑战，令人为难的接踵而来的事件迫使我们要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予解说。除非一个研究者假定（而这种主张尚需有效地提出），在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决定性变革的边缘而与外界影响完全无关，否则他就必须认为，西方入侵将一个富于传统性的王朝的衰落转变为一场社会和思想的革命，在革命中，整个古老的文化几乎被一扫而光。

因而，也就必须假定，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定力量。但是，是在何时呢？不只一个学派的解说已准备承认鸦片战争是起决定作用的转折点，把随后时代的一切都当作西方迫使中国开放的这样那样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1853年对这一事件作了最直截了当的陈述，他当时预言，现在中国被迫放弃了它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与他本人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然从受害者的观点看待事情，把近代历史的动向首要地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这一斗争的开端——因而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鸦片战争。但是除了引起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西方的侵入也使中国的社会内部结构开始了基本的变革。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战后年代中产生了把中国必然引向现在状况的阶级斗争。这种解说路线的一个令人困扰的疑问是，应否将触发这些内部变革的全部功劳归之于与西方的接触？一个热诚地相信中国自身具有向现代性——也就是纳入世界历史的普遍潮流，而不是它自己独有的小溪——演变的所有必要条件的知识分子，难以把推翻“封建主义”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界影响。不过，反帝国主义主旨的首要性和适当划分时期的必要性，还是要求将“中国的开放”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作为传统王朝的衰落转变成传统文明的衰落的转折点。

这里不否定随意而实用地去完成我们自己的分期研究的必要性，但是现成的1840年不应当引导我们纯粹就事论事，轻率地作出何时应当被看作近代时期的开始的结论。在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以前，让我们暂时假定，这里的“近代”是指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

尽管我们极力从朝代循环的历史学中解放自己，但其中的某些假定似乎仍然留存在我们当中，特别是那种把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性和地方社会连续性的因素联系起来的假定。依照这种观点，行政的过渡和朝代的承续既不根源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下层结构，也不长久地作用于下层结构。政权的兴起和衰落、国家事务中上层各派系的冲突，只不过是稳定深渊的表面波浪。

很明显，王朝之间的某些危机时期对地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而另一些则小一些。至少在满洲人征服期间，稳定的关键因素看来是传统名流（elite）的延续不断的权势。这一受过教育的有身份的群体，西方人惯常叫做“绅士”，他们从11世纪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中国的思想和政治生活。名流提供了有才能和受过教育的人才来源，新政权得以从中配置官僚机构的人员。名流保证了村社那些例行事务的延续，离开这些事务，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能运转的；同时，通过他们对社会现状的贡献，地方秩序的重建才有可能，而没有地方秩序，可靠的户籍和税收制度就不能建立。名流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官僚机构和当地村社之间、城市行政中心和农村腹地之间的不可或缺的联系作用。

总之，正是名流，凭借他们历久不衰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正统学术的传统以及他们的管理公务的伦理观念，才使得传统政权有可能以近似于从前的形态重新建立起来。

为了随后的讨论，在此阐明“绅士”和“名流”这些词的含义可能是有益的。对在何处划定“绅士”的界线这一问题，社会历史学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按照张仲礼的说法，绅士包括所有取得功名的人，从最低一级（生员）到最高一级（进士）。而何炳棣令人信服地争辩说，生员要排除在绅士之外，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绝不能和具有较高功名的人相比。对我的论题来说，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全合适。在将身份与这种身份被承认的范围，将权力与运用权力的范围加以联系方面，这两者都不是十分成功的。因此，我将根据在不同层次的机构中的权力和特权，把名流分成几个部分，以求得可以普遍使用的定义。其影响超越了他们出身的地区、其社会关系达于国家政治生活顶层的那一部分人，我称之为“全国性名流”。“省区名流”和前一部分有密切联系，但其势力和影响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相比之下，“地方名流”缺乏前两部分人的社会特权和有力的社会关系，但仍然可以在乡村和集镇的社会中行使不可忽视的权力。

生员和监生看来显然被排除在全国性和省区名流——“大绅”——之外。从“绅士”生涯公开的目标——做官——的观点看，无论生员还是监生都不被看作待用的官吏。从全国官吏阶级的角度来看，缺乏这种被认定的身份使他们明显地居于较低类别。但是，这些功名较低的人（甚至某些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平民），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仍有可能轻易地操纵社会生活，因此我偶然将借用绅士这一称呼泛指有功名的人；但是我在论述中对名流的分析，将把这类人员在其中享有地位和施加影响的机构的等级加以区别，同时也将承认，平民在地方一级有可能行使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权力和有功名的人行使的权力是难以区分的。

名流能够操纵中国的政治生活，是由于他们的双重身份：作为社会领导阶层和作为国家官吏集团。如瞿同祖和其他人所提出的，名流必须被理解为包括两个群体，“士子—绅士”和“官僚—绅士”。士子—绅士指那些得到功名的人，他们没有官职，生活于家乡社会，凭借他们的身份、财富和关系操纵地方事务，而官僚—绅士则保有政府职位，常常离开家乡去任职。士子—绅士虽然对社会事务的所有方面实施广泛的、非正式的影响，但他们在形式上却是站在国家政权机构之外，是国家控制和管理的对象。因此，从一个方面说，他们可被看作地方社会的最上层，受地方官僚机构的收税和治安权力的支配。

但是，官僚本身来自得到功名的绅士；在地方一级，这意味着士子—绅士的上层能够以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共同的价值观同县官合作；而在全国一级，则意味着绅士作为整体——做官的和不做官的——形成了一个普遍相互影响的有地位的集团，它由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结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统治的名流。这两部分绅士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而在社会和思想上植根于名流的官僚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平安度过上层国家事务所经历的风暴时期。

因此，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的根源；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主要的外部事件来划界。将整个鸦片战争后的时期列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这样做作为处理的方法不管是多么方便，却回避了这一问题：在19世纪中期或晚期的某个时候有没有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政权仍然能够循其传统的路线进行重建。比如说，如果西方的扩张主义由于某种原因，在19世纪60年代不再插手，那么，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本国王朝能否最终在旧有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权？如果如我们刚才所提出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有学问的名流的力量及内聚力密切相关，那么，很明显，在这个时候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在60年代，传统名流控制国家事务是否仍能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新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反映其利益。

回顾100年前，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力量已起着削弱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清代中叶时期的中国经受了种种持久且在扩散的弊端，这些弊端全然超出了王朝衰落的限度，将不可避免地决定它的前途。显著的人口增长（在18世纪由1.5亿增加到3亿）；物价暴涨（同期可能高达300％）；经济上铸币量的增加以及农业社会经济竞争的加剧，所有这些因素表明，有必要作出新的系统的历史表述，这种表述将确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变革的基本进程，使我们从对王朝循环的不安的依赖中稍稍解脱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假定，西方冲击的不仅仅是没落中的王朝，而且也是没落中的文化，这一文化将不得不从它自己的内部很快产生出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但是，无需指出，这样一种系统表述还未确立；而我们对清代社会历史的思考将不得不顾及社会体制延续直至于19世纪的大量证据。就传统名流的权势来说，这种证据尤其是逼人信服的。

当然，评价晚清名流的状况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以19世纪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面对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中国政权及其统治家族仍能延长其生存期这一事实作为论据。在这个世纪开头的几十年中，在形成于茶和鸦片贸易中的经济力量开始突破其制度的羁绊的时期，酝酿于广州的麻烦，只不过是中国政府接踵而来的麻烦中的一个。同时吸引官吏注意力的是一个更大的潜在危险，即内部叛乱的白莲教叛乱，只不过是一长串骚乱的第一次，这些骚乱在19世纪中叶的多次大叛乱中达到了高潮。其中主要的叛乱，即太平军叛乱，起因于异教徒的仇恨、人口过剩以及中国南部省份行政管理的不当。它的领导是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这些人有关地上天国的天启幻想产生于广东和广西外来的客家人的苦难之中。创始人和天王洪秀全是一个因病而改变了常态的人，他被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册子所感悟，相信异己的满洲人是妖魔，中国要想生存，他们就必须灭亡。1850年首义之后，太平军打向北方的长江流域，然后打向东方围有城墙的南京，他们于1853年在那里建立天京，要求合法地统治帝国。他们的追随者增加到200万人以上，他们的军队占领了几十个城市，他们的船队群集于内河航道。

战胜这样一个敌手——对朝廷来说，它所宣称的有权统治天下的主张与它的狂热的军队同样危险——远非正规清军的力量所能胜任；被鸦片和腐化的领导所削弱了的清军，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已经衰落到了甚至不如他们在白莲教叛乱时期的状态。朝廷在绝望中转向各省的名流。曾国藩是湖南的学者，曾经供职于京城的官署，在他的家乡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名流集聚资财，招募新军；正是这些多半由获有文科功名的人统率的军队，以非常的努力摧毁了太平军并焚烧了他们的京城。太平天国于1864年被打垮，几乎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于是新军转而对付北方中部省份捻军发动的另一次叛乱，并同样把它镇压了下去。

因为名流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认为王朝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并在镇压王朝的内部敌人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中国政府与其满族统治者才能够生存了下来。王朝因而能够度过19世纪中叶的危机而继续生存了近50年，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如我们所知，名流取得胜利是以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为代价的。但是，这个胜利也可看作一种迹象，说明传统政权立足的基础仍然是稳固的；也说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要动摇这些基础的特殊的“近代”因素，还需在中国历史的趋向中去引发决定性的变革。名流的能力足以战胜如此可畏的挑战，这一事实表明，我们能够合理地得出：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时期不会早于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

如果我们考虑到旧秩序的生存能力至少延续到了1864年，并把那种生存能力主要归因于名流使国家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那种没有衰减的力量，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假定，随后的衰落是名流自身的某些致命的弊病所造成的。使1864年胜利成为可能的某些制度和某些品质，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已被削弱或被败坏，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统治王朝，而且也是传统的国家制度的毁灭。

依据具体的制度形式研究名流与官僚政治国家的关系最为有效，这些形式构成了所研究的关系的现实状况，即实现共同利益和相互间期望的种种方式。正如研究宗教时除了对信仰的一般陈述外还必须注意实际仪礼和礼拜仪式那样，地方名流和国家机构的联系，也能够通过使他（它）们活跃起来的各种实际存在的机制去了解，而不能仅仅依靠关于共同价值观念的一般叙述。举例来说，应当记住，虽然名流取得支配地位所依赖的因素与国家的恩赐——学识带来的权力和威望、有闲以及财富——并不特别相关，但国家在这些以外又增添了许多特殊的合法权力和豁免，诸如肉刑的实际免除，劳役的豁免，以平等的社会地位拜访地方长官的特权（对那些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来说），以及许多别的。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国家提供了旧中国最为珍贵的那种商品，即仕宦生涯，这是一个人通向名望和财富的最可靠的途径，也是他在本地地位的根本保证。就士子—绅士这一较低阶层来说，他们由于考试制度而不断地苦学，这不仅使他们取得当官的资格，而且事实上也是维护他们的正式身份所必需的。考试制度，除了作为国家招纳人才以为它服务的主要机制外，还起到了促使地方名流年复一年地为之全力以赴、向他们反复重申为国效劳的目标和重新宣布正统文化遗产的主要实用价值的作用。

这就是平常时期名流和国家的关系以制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但是，我在这里要考察的仍然是，在19世纪不寻常的环境中，在中国社会日益军事化的情况下名流和帝国的利益赖以连结的机制。19世纪中叶兴起的新的军队——正统的和异端的两者——只不过是自两代人之前的白莲教叛乱后已在起作用的过程中的最显著的组成部分。这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增强的时期；绝望被无法无天所取代，在某些地区，破产的农民为盗匪和叛乱团伙提供了日益扩大的新成员的来源。特别是在异教徒成分复杂的南方边界地区，当土地竞争日益激烈时，村社间的仇恨呈现出新的凶猛的形势。

到了19世纪30年代，鸦片贸易的影响开始使这些问题复杂起来，一是由于破坏了农业中国正常的财政平衡，二是由于引起了分配和保护这种有厚利可图的药剂的不法团伙的集结。因为地方安全程度降低，农村村社采取措施，靠修建围墙和兴办团练以保护自己。这些动向发生在延续到本世纪的规模更大的军事化过程的早期阶段。19世纪前几十年在边界地区最先出现的军事化过程，到19世纪50年代扩展到了江河流域，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军事行动，最终产生了军事组织的新形式。

地方的军事化过程向帝国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为如果非正规的军事力量不能正规化并被置于控制之下，如果范围广泛的地方村社军事化的过程不能纳入可以预知的对国家的关系之中，国家自身的安全将立即受到威胁。满洲人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了中国，甚至在两个世纪的文化同化之后，军事力量仍然给王朝提供了控制国家机器的最终保证，正如它在此以前保证国家机器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一样。清军的正式结构使人联想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警惕性，朝廷甚至对自己的军事工具也持这种警惕的态度。自然能够指望八旗兵对皇帝坚定不移地效忠；作为早期满族征服者和他们的中国同盟者的后代，这些人已处在皇室的严密政治控制之下。

但是，除了这些战略性部署的军队外，为了控制内部和对外征战，朝廷还得依靠绿营兵；这是一股更大的军事力量，它在种族上是中国人，被小心谨慎地以小部队的形式派驻于各个省份。这些驻防部队的指挥机构和民事官僚机构在某些方面相互钩连，其方式是在每一地区的小部队之间设立一系列牵制和平衡的制度。谨慎地轮换主要的军官，所以没有人能在其部属中树立对个人的忠诚；结果，这些部队只有在京城特别委任的高级指挥官的统领下才能集结成大部队以应不时之需。朝廷对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尚且如此小心翼翼地安排，对农村非正规军事部队的广泛发展自然会感到震惊，即使这种部队由正统名流所统率也不例外。

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地方组建武装并不意味着混乱。虽然国家的军事垄断决定性地被19世纪发生的事件所打破，但地方组建武装的形式还是趋于沿着实际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轴线具体化。我将试图描述这些形式，同时把它们和中国长期的政治命运，即1864年的胜利及此后不可挽救的衰落的底层原因联系起来。

—End—

本文选编自《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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